有一種廉價勞動力叫畢業實習生

    對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實習生是最靈活和廉價的勞動力。春節前，東南、華南等許多傳統的用工大省就已經出現了用工荒；而在湖北、四川等勞務輸出大省，當地政府和企業出臺了更多的措施“截留”農民工。“搶人”的結果有二：一是緊張的供求關系會迅速反映到勞動力價格上來，導致工資標準的普遍性上漲；二是用工荒與用人成本上升相輔相成，可能倒逼企業鋌而走險，為緩解這兩種難題而打實習生的主意。

    這樣的推理不是沒有事實邏輯做支撐。有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規模為660萬人，較2010年增加了近30萬，加上約150萬的往屆待就業畢業生，2011年畢業生就業人數有望達到歷史最高值。這個時候，高校在就業率的壓力下、企業在用工荒的逼迫下，極有可能“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事實上，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大學和企業雇主協會調查發現：當年有83％的應屆畢業生有過實習活動，較之1992年的9％不可同日而語，專家估計其中有四分之一到一半是沒有報酬的。

    大企業在濫用實習生上，有著天然的“優勢”，比如職位吸引力、與地方勞動監察部門的“默契感”等。2010年10月9日，一份由20所高校的60多名師生參與完成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發布。調研報告稱深圳、昆山、太原、武漢廠區，均以“頂崗實習”為名，存在大量使用學生工，即實習生的情況。實習生當中的絕大多數都被電腦隨機地分在與自己專業毫不相關的流水線上，還有超時加班的情況。“校企雙贏”、“工學結合”的經，在一些地方卻被念歪了：“實習生人數竟超過了正式員工數量”，也算是一個極端的例證。

    越是用工荒越要關注實習生權益。一方面，教育監管部門要對高職等“集體實習”、“頂崗實習”跟蹤追訪，不定期檢查實習生勞動權益保障情況，防止學校與用人單位之間“攻守同盟”；另一方面，勞動監察部門要加大對用工荒期間實習生的專項保護力度，區分正常實習與非正常實習之間的差異，防止用人單位為了犧牲勞力成本而濫用實習生。

    實習生或者臨時工多得離奇，既不利于勞動力價格的理性歸位，更會給勞資糾紛埋下隱患，悖逆了社會公平與正義。用工荒是倒逼企業轉型的一次成本契機，千萬不能因實習生的稀釋，而再次關閉經濟結構調整的窗口。保護實習生權益，眼下而言，不僅僅是一個教育領域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