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的寧光院士自稱是一個“很不愿意”接受采訪的人，但是這次卻破例了。近期，小編有幸與寧院士“神聊”了58分鐘。打開話匣子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某篇文章發表或某個項目啟動，而是因為在5月12-14日的3天里，他作為大會主席組織的全英文大會——第四屆糖尿病、肥胖和高血壓爭議與共識中國論壇（簡稱CODHy），讓他感慨頗深。

寧光院士

精準醫學是“戰術”而非“戰略”

在寧院士眼中，目前如火如荼的“精準醫學”其實是一個非常具有特定內涵的名詞。在疾病命名學上的一個新名詞，隨著人們對疾病的認識越來越深刻，要求醫學分類更準確、有效，加之基因組學和其它組學技術的發展，“顛覆”了單憑表象診斷疾病的傳統做法，從基因層面來探究疾病成為可能而且愈加重要。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精準醫學”就賦予一個特定的內涵即疾病的基因診斷和靶向治療，由于基因層面致病機制研究最深入和臨床可及的是腫瘤，因而狹義的精準醫學主要集中在腫瘤學研究方面。

此后，人們又將“精準醫學”的概念進一步泛化，使得精準醫學成為一種理念，而非技術進步推動的醫學進步。對于這種泛化，寧院士提出了3個反問，“如果把精準作為理念，醫生所有的行醫行為不皆是追求的精準嗎？還有不精準的醫生嗎？如此，‘醫學’與‘精準醫學’又有什么差別？”寧院士明確表示，“精準醫學是不能夠泛化的！”

寧院士認為，醫學永遠在精準的路上，每一個醫生都在力求方法學上的精準。醫生需要很清楚地知道在哪些方面應該追求更加精確的方法，這不是一種理念的精確，而是一種方法學的精確。只有這樣，才能使得醫生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從而開展更多更加精細的研究，揭示最精準的機制，然后找到最精準的藥物。

總之，為了真正促進醫學的發展，“精準醫學”不應停留于戰略層面，而應落實在戰術層面。“精準醫學”概念在戰略層面的泛化會造成“醫學”與“精準醫學”沒有差別，也模糊了人們努力的方向。泛化的弊病在于精準醫學成為一個口號，成為一個沒有具體實現策略和方法的目標，因而導致大家對精準醫學的質疑。

數字醫療無需逃避而應“擁抱”

本次CODHy會議日程設置的最大亮點在于引入了大量數字醫療的內容，之所以這樣做，源于時代變革的飛速步伐。“醫生現在不接觸數字醫療，將來就不會看病了。為什么？因為看病的方式變了。”寧院士回憶起20年前在他所在的瑞金醫院，醫生都拿著膠片看病；15年前，當院內PACS系統上線時，質疑之聲不絕于耳；如今，醫生在PACS平臺上開展診療已經成為常規，不掌握這一技術的醫生反而會難以開展診療，這就是時代進步促進醫療變革的真實寫照。

寧院士預言，不會太長的時間，所有診療過程都將變為數字化。不乏有醫生擔心，數字時代來了，人的價值會下降，甚至被代替，寧院士對此倒很樂觀。“數字醫療無法完全替代醫生，醫生還是醫生，只是他使用的工具變了，方法更便捷了。”

這好比醫生最初的工具是聽診器，而且是單筒聽診器，后來變成了雙頭的聽診器，還有B超、心電圖、心超等，這些都是從聽診器演變、進化而來的，但沒有醫生會恐懼這些設備的出現，反而借助它們實現更好的診療。數字醫療意味著任何東西都能數字化，只有數字化之后才能被傳輸和儲存，甚至形成統一的標準，這好比為一位聾人配備了一名翻譯，讓大家能理解他的表達，只是這名翻譯采用的核心技術不是手語，而是數字。醫生不去直面數字醫療這一新技術，甚至因擔心被替代而選擇逃避，這種做法萬萬不可取，融入到數字醫療的大潮中才是正道。

創新：中國就像“茶壺里沸騰的水”

創新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CODHy會議邀請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AdaYonath舉例說道，在電燈發明之前都靠蠟燭來發光，大家覺得只要生產更多的蠟燭就夠了，這叫順勢思維。而總有些人不滿足于此，于是就有了電，這就是逆向思維。創新正是逆向思維的結果。

提到創新性，以色列首屈一指，本次會議邀請了諸多以色列優秀專家來現身說法。“以色列人在生活中遇到疑惑、不滿或不如意時會習慣性地思考‘我能夠改變它嗎’，下一個問題就是‘我怎么去改變它’。這種思維習慣已經深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成就了這個非常貧瘠、物產極不豐碩的地方變為一個創新大國。”反觀國內，很多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已經很好了。但是，我們越熟視無睹，越忍受，就越發現不了問題。中外反差，令寧光院士感觸頗深。

具體到醫療領域的創新現狀，中外差距更是巨大。寧院士借用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比喻——茶壺里的沸騰，即一個茶壺里的水燒得都沸騰了，但對這個房間的溫度完全沒有影響。“中國的醫療創新現在就是個茶壺，我們在茶壺里面，外面根本感受不到我們的沸騰。我們覺得自己已經非常創新了，非常偉大了，現實并不是這樣，我們和整個世界的差距太大了，尤其在醫療服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