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一令人高興的形勢，公立醫院院長應該怎么看？換句話說，公立醫院院長應該以什么心態應應對民營醫院的蓬勃發展？

不同的心態決定不同的行為。

如果從所供職醫院的利益出發，那么就會被“一畝三分地”思維所挾持，就會將民營醫院視為“天敵”，就會如臨大敵，甚至層層設防和圍堵。反之，如果將其看做“友軍”，那么則會友好相處甚至主動給予“炮火支援”。

在這個問題上，一位院長的話猶如醍醐灌頂，使筆者獲益匪淺。

那是幾年前，在山東省醫院協會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一位時任某醫學院附屬醫院院長，后來任醫學院黨委書記的與會者在發言中說，我們這些公立醫院院長，應該從心里把民營醫院的發展看做好事。為什么？不必說什么大道理，可以從我們自身說起，在座的各位無論現在身體多么健康，都是潛在的患者，都無法逃脫生老病死這一自然規律。只有通過包括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來促進醫療資源的增長，只有各種所有制醫院開展良性競爭，才有望解決目前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只有這樣，當我們離開工作崗位和疾病纏身的那一天，看病時才不必絞盡腦汁地求人和托關系。

那位院長的話看似十分“自私”，但這里面蘊含了一個值得思索的道理，那就是一旦一個公立醫院的院長回歸自然人甚至移動到患者的視角，而不是從維護自己所在醫院利益的狹隘目的出發，那么對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和民營醫院發展的看法，就立馬會發生質的改變，就會更加理性更加客觀。

許多離開醫院領導崗位的醫院管理者大概都有“人走茶涼”的心理體驗。試想在位時前呼后擁，不僅自己生病甚至連親朋友好生病，也能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無微不至的診療服務，但一旦離開領導崗位后呢？有幾個沒有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感？但這是由于人的人性所致，古今皆然。你作為院長也好主任也好，總是人生某個階段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無論時間長短，總有去妝謝幕的那一天。但只要生命之火沒有熄滅，我們任誰也無法回避病魔的侵襲，因此而超越“政績訴求”，超越宛若浮云般的名利誘惑，進而通過自己的行動來促進醫療市場的健康運行，豈非超越未雨綢繆之考量的別一種格局別一種境界？

對那位院長的上述見解，可能有人會做出“屁股決定腦袋”的解讀，事實上這并非沒有道理。“屁股決定腦袋”，在許多人眼中似乎是令人不齒的行為，但事實上這種認識很難經得起推敲。試想如果我們往雅里去說呢，如果提升到哲學層面上說呢，“；屁股決定腦袋”和“存在決定意識”的哲學命題有什么大的區別？事實上非但凡夫俗子，甚至連政治人物也很難擺脫這一“魔咒”——美國新選出來的總統特朗普在大選中狂懟中國，堂吉訶德大戰風車般又是指責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又是聲稱把臺灣當做與中國博弈的牌來打。但當選后如何？對中國的政策不也出現了“發卡彎”？此乃“屁股決定腦袋”也，此乃“存在決定意識”也。

在職的公立醫院院長通過社會角色的轉移，不自覺地實現了換位思考，不自覺地將患者的命運同自己的命運聯系起來，從而由這一角度切入同情患者、敬畏和珍愛生命這一情感層次，這才是事情的意義所在！

除了因利益考量導致某些人對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采取拒斥心理外，還有一種人，是因被傳統思維所綁架而與前者殊途同歸。

這類腦袋上頂著“學者”、“專家”之耀眼光環的人，一談起民營醫院發展就談虎色變就如臨大敵。仿佛一旦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中國的醫改就“犯了顛覆性錯誤”，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就會“崩盤”一樣。這類人的“殺手锏”是什么？就是以醫療衛生領域的最大特點是醫患雙方信息高度不對稱作為立論的主要依據。事實上不論在任何領域，信息的對稱是相對的，不對稱則是絕對的。試問用電腦的知道電腦構造嗎？開汽車的懂得汽車維修的方法嗎？就拿筆者來說，駕齡有十多年了，開車里程也達十萬公里之多，但至今仍不知道車子的玻璃水怎么加，但這絲毫不妨礙筆者享受現代交通工具帶來的便利和樂趣。在醫療領域的醫患關系中，雙方的信息的確高度不對稱，醫生也的確身兼醫療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代表的雙重角色，但那又能怎么樣？加強“放管服”就是了，堅持“寬進嚴管”就是了，對涉及醫療質量的關鍵性信息進行公開甚至強制性公開就是了，通過信息；披露給患者一雙“慧眼”讓他們“用腳投票”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君不見新中國建立前的幾千年來，何曾有過當今意義上的“公立醫院”的影子，不也沒有因疾病和瘟疫而天塌地陷，亡國滅種？再說了，在極左思潮盛行年代被打上“文化侵略”之標簽的西方在中國所辦的教會醫院，在中國醫療衛生事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不也逐漸得到了人們認同？非但如此，現在有些醫院在編纂院史時，只要醫院歷史上與這類教會醫院有點“沾親帶故”的聯系，就千方百計扯近距離，以此來彰顯醫院的“血統”之高貴。可見醫療機構有獨特的精神傳承，這是其魂魄所在，至于醫院是公有還是私立，都無法從根本上取代這一點。就如同一個人有什么樣的精氣神兒，與什么穿戴無多大關系一樣。

真誠地希望，希望更多的醫院院長用心閱讀上文提到的那位院長的心路歷程，如也產生醍醐灌頂之感，將獲益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