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一份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發放的《關于征求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和關于推進互聯網醫療服務發展的意見（征求意見）意見的函》（以下簡稱《意見》）在網絡流傳，文件共39項條例，從互聯網診療活動準入的要求、醫療機構執業規則、互聯網診療活動監管以及相關法律責任明細4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概括而言，新規或將增加醫生網上問診門檻，同時收緊線上診療范圍，這將對互聯網醫療行業產生重大影響。對此有從業人士評價，衛計委這份文件，會讓一部分互聯網醫療機構先哭起來。

讓行業感到不安的主要原因，來自《意見》第四、七、九、十四、二十三條，按照這些條款的規定，互聯網診療活動就變成了以醫療機構為核心的互聯網+的組織方式，大幅縮減各互聯網平臺的醫生源，從供給側提升組織難度。

簡單而言即，目前現在問診是許多互聯網醫療創業公司的主營業務，而在新規下，大部分在線問診業務將因違規而需關閉，因此，文件是否會成真，對部分互聯網醫療企業而言，等同于一個生死問題

面對種種疑問，近日，國家衛計委相關工作人員針對網絡上流傳的《征求意見稿》給出回應，“這個文件目前還沒有公開發布，還只是征求意見稿，以后肯定會有變化。”

這一回應，表明此前規定仍有回旋余地，對一些面臨生死考驗的互聯網醫療公司而言，不啻為一個好消息。

然而，可以預見的是，監管層對互聯網醫療的管理正在逐漸完善和規范。那種由于仍在摸索期相關部門未有明確規定，給了行業參與者能夠進行新嘗試的日子已經快至盡頭。

而隨著互聯網醫療的監管進入深水期，這個被眾多創業者、投資人寄予了厚望的行業，如今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

洗牌將至

在線問診一度是撬動移動醫療行業的一個重要支點。

作為較早進入移動醫療行業的玩家，創立于2011年的春雨醫生正是通過在線輕問診收獲了自己的第一批用戶，隨后其接著推出了私人醫生服務。經過近幾年的發展，移動醫療行業如今已經聚集了大批企業，涵蓋各種業務方向，而在線問診是許多面向普通用戶的移動醫療應用的標配功能。

今年4月，成立十七年的丁香園對外宣布，其醫療服務APP丁香醫生在最新的6.0版本中，將旗下基于微信端的醫療付費問答產品“來問丁香醫生”所有功能模塊接入。這意味著作為老牌互聯網醫療創業公司，丁香園也終于涉足在線問診/資訊業務。

事實上，對部分移動醫療企業而言，在線問診業務是支撐其整體業務體系的一個基礎，是其獲得用戶、積累醫療資源的重要手段。但是，隨著《意見》的傳出，這一互聯網醫療重要組成部分，如今面臨著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珍立拍股份公司董事長涂宏鋼認為，基于目前流傳的文件內容，這些政策整體來說對目前行業內的互聯網醫院偏利空。這是一個事實，因為《意見》抬高了互聯網醫院的門檻，限定了業務范圍，同時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而監管本身也抬高了全行業的成本與執行難度。因此《意見》還會對行業內的醫患端平臺有比較大的影響。

具體來講，《意見》第四、七條表明一定要有線下機構，并且需要有標準準入的機構才可以開展互聯網診療，同時還限定在醫療機構之間的遠程會診或者是基層醫療機構的慢病管理（家庭醫生）。

第十四條規定了不準接待初診患者，這樣會把很大一塊的市場需求抑制掉，互聯網醫院的獲客來源有一定制約，運營難度也會大幅增加。最重要的是，在《意見》的第二十三條提到，醫務人員開展互聯網診療活動需要執業資質的同時，還需要執業注冊的單位的同意。這事實上就會大幅縮減各互聯網平臺的醫生源，從供給側提升組織難度。

對于春雨醫生、好大夫、平安好醫生等目前市場主流的移動醫療創業公司而言，文件帶來的利空效應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影響不止于此，在涂宏鋼看來，《意見》對中小醫患端的移動醫療公司發出了死亡通知單。

“因為《意見》文件出臺后會大幅度提升企業運營成本，縮減效率，減少醫生源，降低患者流量，在規模未起未達到業務和收支平衡的時候，這批公司基本上發展希望不大了。”

監管預期下，行業已經站在洗牌的前夜。

戴著鐐銬跳舞

互聯網醫療創業從來不是一個輕松的游戲。

由于醫療所涉人群之廣，國內醫療資源目前仍以公立為主等種種原因，互聯網醫療的創業者們大多選擇基于現有醫療體系，利用互聯網手段，進行信息的梳理和整合，降低現有服務的門檻，而監管是這個創業賽道的重要變量。

此次尚未落定的《意見》，并非互聯網醫療行業遇到的第一份監管文件。

2016年2月，北京市衛生計生委推出打擊“號販子”的八條措施，其中，“統一號源管理，取消醫生個人手工加號條，利用醫院信息系統嚴格加號管理”，便對原有部分以網絡預約掛號為主要模式的移動醫療公司產生了沖擊。因為八條措施的出臺意味著，對以提供網絡預約掛號服務為主營業務的移動醫療公司而言，將遭遇服務斷供的風險。

由于監管措施發生變化，多數開展相關業務的公司選擇關閉相關服務，如春雨醫生通過技術手段關閉一些醫生開設的加號業務；而此前以在線掛號為主要業務的一呼醫生，則進行了徹底的業務轉型。

監管層政策的改變對互聯網醫療創業者的影響可見一斑，而在當前階段，多數互聯網醫療創業者，無法脫離現有醫療體系，這導致其面臨的變數和風險相對偏高。

目前，移動醫療領域的主要模式有慢病管理、醫療O2O、掛號服務、診后管理、在線問診以及大數據等。

包括預約掛號、在線診療、醫患在線溝通的在線就醫服務是當前移動醫療行業的發展熱點。除此之外，為患者與醫生提供交流的診后服務、醫療信息化、醫療智能硬件、慢病管理、醫藥在線流通、醫療大數據也是重要的發展方向。

不難看出，這些不同的模式，實質上都是圍繞醫療本身利用互聯網做信息化的事情，而要實現真正的移動醫療，單純導流遠遠不夠，移動醫療實現的核心是醫療信息的開放與互通，比如智能硬件數據與患者就醫數據結合，進行慢病管理、輔助醫生診斷等。

更為實際的問題是，移動醫療公司期望通過消除信息不對稱，增加醫療資源供給等方式解決看病難問題，根本上仍需仰賴現有醫療體系，盡管監管層已在推動分級診療、醫生多點執業等措施，但這些嘗試進展緩慢，而且政策上的變化也加大了移動醫療行業的不確定性。

雖是帶著鐐銬在跳舞，但醫療行業巨大的市場前景，仍然擁有巨大的誘惑力。

顛覆中的機遇與挑戰

《意見》雖尚未正式下發，監管預期帶來的影響仍在持續發酵。

事實上，從《意見》目前的內容來看，其對互聯網醫療的影響是多層次的。對互聯網醫院相關整體是利空，但對以醫院為核心的移動醫療企業、醫藥電商、移動端電子病歷企業、慢病續方業務的公司、診后隨訪的公司以及公立醫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利好。

因此，監管的落地在引發行業洗牌的同時，同樣孕育著新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監管層一方面在嘗試調整和規范對互聯網醫療的監管，另一方面，對現有醫療資源的監管也在逐步改變。

201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新修定的《非法行醫罪司法解釋》，刪除了原“個人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開辦醫療機構的”屬于非法行醫行為的規定。

換言之，醫師在注冊醫療機構外另辟地方行醫的，或者執業醫師辭職后、離職后、退休后在任一地方行醫的，即使沒有取得《醫療機構許可證》，也不能再以非法行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無論是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醫生都是醫療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在監管層逐步將醫生多點執業推向合法的背景下，此次最高法更新非法行醫罪的司法解釋，將進一步松綁醫生群體。

這條消息利好的不僅是醫生群體，從患者的角度更意味著醫生勞動方式的增加和醫療服務的增量，對整個醫療體系尤其是民營醫療體系而言，意味著更大的商業機會和操作空間。

盡管近年來由莆田系引發的公眾事件影響著外界對于民營醫療體系的認知，但事實上，在資本大鱷及互聯網力量的多方參與下，非公立醫療體系的面貌正在被重新塑造。

監管層面不斷釋放利好，醫療行業的巨大投資前景，以及互聯網所帶來的新技術，都給非公立醫療體系注入了更多可能性。

在公立醫療體系被緩慢改變的同時，非公立醫療體系的發展，對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作用，也將在現實生活中，越來越多的影響到每一個普通人。

非公醫療體系的發展事實上增加了醫療資源的供給，對互聯網醫療創業者而言，這意味著將互聯網技術落地到實際的診療中將擁有更多抓手。因此，風險初現的時候，機會也在孕育中。

更值得注意的信號是，隨著監管層不斷加大對互聯網醫療的管理力度，這意味著行業已經迎來重要拐點。

在涂宏鋼看來，國家一旦開始立法，就說明行業確實已經進入最后的整合階段，需要由國家開始執行監督和規范，這無論是在電商，還是在網約車、共享單車行業都會出現。

“國家立法是行業的標志，這代表行業規模已經很大并且足以影響到很多人的生活，如果規模過小，那國家也不可能討論并推行管理辦法。行業又將掀起新一輪的風暴。各個公司都應該開始采取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