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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1-03-24 瀏覽次數:755
文章來源于易企說17Talk
第六屆易貿生物產業大會暨易貿生物產業展覽(2021EBC)前不久在蘇州國際博覽中心成功舉辦。開幕式上恒瑞醫藥高級副總經理兼全球研發總裁張連山博士對話中國科學院陳凱先院士,圍繞“中國醫藥創新之路徑”深入展開,引發行業共鳴,現場掌聲連連。

根據會議速記將現場精彩對話整編如下:
張連山博士:特別高興在大會上看到這么多同事和同行,今天有機會請到陳凱先院士來一起做工業和學術界的對話,展開一次碰撞和交流。有幸與陳院士結識于2010年,俗語說“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充分認識到中國醫藥行業近幾十年的飛速發展與陳院士辛勤的努力息息相關。那么,下面請陳院士做下自我介紹。
陳凱先院士:各位同道、各位專家、來賓大家好,我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參加這個會議,和大家一起做交流和探討。我是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的研究員,也是上海中醫藥大學的教授。我從事藥物研究幾十年,主要研究領域是藥物化學和藥物分子設計,也參加了一些藥物的發現、研究和開發。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很多同事和同行的支持與幫助,非常感謝(大家)。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紀以來,我也參與了國家推動的重大系列藥物的研發計劃,包括重大科技專項,深有感悟,在此,很開心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對“創新”的理解
張連山博士:“創新”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但也是一個“Rewarding Process”。
陳凱先院士:“創新”是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兩個方面所取得的新突破,這是我們追求的創新。創新是我們國家各個領域,特別是生物醫藥領域,持續發展的原動力。
中國醫藥創新之路徑
張連山博士:我來自江蘇恒瑞,主要負責公司的研發。在加入恒瑞之前,一直在國外,經過幾十年的訓練和工作(后回國),非常高興能參與和見證中國最近十年生物醫藥創新的過程,也受到過像陳院士等一些中國專家的指導。最近有很多討論關于中國企業如何做真正意義上的“first in class”,以及目前我們正處于什么階段?我個人認為,目前中國正處在“fast follow on”的過程中,慢慢要進入“first in class”。做“first in class”需要源頭上的創新,實際上這更依賴于基礎研究。陳院士您一直在基礎研究領域,請您給同行提些建議?
陳凱先院士:連山,你提的問題重要且及時。我國生物醫藥經歷建國七十年來的逐步探索,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就此,用幾句話回顧一下中國生物醫藥發展的歷程,從新中國建立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藥物研發能力還非常薄弱,主要依靠向國外仿制。國外有一個新藥研發成功,國內就仿制,以此來支撐我們產業的發展,也支撐了醫院用藥、臨床醫療。在這四十多年中,我們有一些自己的創新成果,也有像青蒿素這樣影響巨大的成果。但總體而言,我們研究的創新藥很少,研究的能力薄弱,在國際上還處在一個比較落后的狀態。至上世紀90年代,可以說是“以仿制為主的階段”。
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二十多年的時間,中國生物醫藥創新能力有了極大提升。在2008年實施的重大科技專項、重大新藥創制的支持組織引導下,我國藥物創新能力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從重大專項實施以來,在重大專項支持之下,獲批上市的一類新藥有50多個;2018年我國批準上市的一類新藥有9個;2019年自主研發批準上市的新藥12個;2020年是15個。我們一年能夠研發十多個具有新的化學結構和新化學實體的藥物,這是巨大的進步。那么在國際上,我們又處在什么水平呢?現在全世界一年產生的新化學實體藥物約幾十個,多的年份五六十個、六七十個,少的年份二三十個、三四十個。在這樣的格局中,中國一年研發十多個,這說明我們的創新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這個階段我們稱之為“模仿創新的階段”。
為什么叫模仿創新呢?因為藥的化學結構是新的,有我們自主的知識產權,但它所依據的作用機制、作用靶點還是國外首先發現的,并不是我們首先發現和首創的。這個研究方向還是國外首先開創,我們跟在后面用自己知識產權做了新藥。這是一個大的進步,但還不夠,這個階段我們叫做“me too/me better”。
“fast follow”我們把它叫做模仿式創新,這個階段很重要,但我們仍覺察到現今發展所面臨的新任務,就是剛才連山總裁講的,怎么在原創新藥“first in class”這個方面做出成果,引領新的發展方向。這方面跟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仍相當薄弱。所以連山總裁剛才提到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認準今天達到的新高度;我們還面臨著很多短板和不足,怎么面對未來進一步的發展?從現在開始展望未來,我們要開辟一個新階段——“原創研究的階段”,我們不僅能在現有靶點和作用機制的基礎上做藥,還要能夠開創新的靶點、新的作用機制,開創新的研究領域和方向。這是中國面臨的新挑戰和新機遇,我們和發達國家還存在明顯差距。
怎么來發現一個新的靶點,發現一個藥物治療的新作用機制?目前來看,這方面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說基本上比較空白。所以我們要進一步完善藥物創新體系。我認為要高度重視藥物作用的新靶點、新機制、新技術、新策略、新方法的創新。在過去創新的基礎上提升一步,這和技術研究相關。我們能感受到國家高度重視推動我國基礎性研究,助力在原創方面有更多發現、創造、創新。
所以這就要求我們,一是要加強對基礎研究的重視和投入,現在我國的科技投入約占GDP總數的百分之二點幾,這個數值不算很高,但大體也說得過去。問題是我們用在基礎研究的部分只占這個數值的5%,占比相當低,發達國家用于基礎研究的份額大概占到百分之十幾,高的接近百分之二十,所以我們要重視基礎研究,同時要不斷增加這方面的投入。資料顯示,2011年全球有17個突破性研發藥物,能找到15篇與之相關的基礎研究論文,這直接奠定了這些新藥發現的基礎。這非常有利地說明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基礎研究)可以開辟我們藥物研究的新突破口和新方向。
另一方面要重視基礎研究向應用的轉化,其實近幾年我國生物醫藥領域的基礎研究還是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每年在CNS刊物上發表多篇文章,其中有不少涉及到新的作用機制和靶點(潛在成果的發現)。但要把它轉化成藥物研究的靶點并確認,在研究方面的銜接仍然不夠。所以要加強對技術研究的重視和投入,更進一步完善藥物創新體系,使它能夠向上游適當的延伸,另外一方面要努力促進基礎研究的成果向藥物研究的靶點作用機制這方面轉化。
張連山博士:陳院士說得非常到位,實際上新藥創新跟其他創新一模一樣,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們過去做仿制藥也是這樣,不要以為做仿制藥簡單,實際上這里面也有很多創新的過程。通過做仿制藥和模仿創新,生產的新藥解決了中國患者基礎用藥的問題,包括PD-1在內,正在服務于中國廣大患者。我認為在重大專項實施的過程中,已經把中國做藥的整個結構打造出來了。再加上現有技術平臺,不管是國內本土的,還是海歸回國后進一步打造的技術平臺,都已經很成熟了。下一步就像您說的,怎么才能把中國研究者做出來的“生物發現”、“可能成為一個藥物靶點的發現”變成能解決未滿足臨床需求(的藥物),這也是在座各位都應去思考的。
我們在上海、北京做這件事情,跟過去重大專項那個時期做的事情不一樣。現在要更注重前沿的投入(從國家層面)。當然從企業層面也要跟科研院所進行一些合作,就是說轉化過程(研究)。之前您已經講過了,其實就是在一個轉化過程當中如何更有效地進行?如何與醫院的臨床研究結合起來?很多在座的都是我的同行,都是做分子的。一個分子有效性做出來,安全性做出來,這也只是在動物層面,其實真正在臨床上把精準患者人群找出來,把它做成可以上市的藥,還需要很多醫院的醫生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在這方面您有些哪些思考,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陳凱先院士:最近一二十年,可以說中國生物醫藥研究和產業變化大,發展速度快,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親身經歷很多,也加深了很多認識。過去我是一名在研究所、實驗室和高校工作的科技人員,認識還比較狹隘。我們認為藥物先在研究單位研究成功了,然后拿到醫院去實驗,再拿到醫院去用。其實臨床的研究、醫院的研究對于藥物的研發起到非常深刻、重大的作用,過去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是不足的。最近十年,對這方面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我想這跟我們在國際上看到的發展潮流,及其對我們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從本世紀以來提出的轉化醫學研究理念和模式、還有像精準醫學方面的研究思路等等。轉化醫學也好,精準醫學也好,這些理念都是從臨床的實踐中,把它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轉化醫學重視臨床的需求、發現以及觀察到的現象,以此來牽引、指導基礎研究,這樣一來,研究成果也能快速應用到臨床。李院長的報告是非常好的轉化醫學研究實例,把臨床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臨床中所用的樣本、指標、數據,用來牽引深入的研究,進一步指導研究工作。這反映了臨床研究對整個研究工作的重要價值和作用。很多藥物的研究都離不開臨床研究的指導和支持。
然而,目前我國臨床研究能力、規模和發展之間仍存在很多不適應的方面,還要進一步加強。國家已在上海、北京、成都、西安建立了一些轉化醫學研究中心,我想這個對于加強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的交流,將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張連山博士:我們要做原創的東西,西方的好多東西我們還是要學習的。很多海外生物公司,是由大學的教授或醫生成立的,我想不遠的將來在中國也會看到。一方面轉化醫學對我們整個行業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推動轉化研究的人才也很重要。陳院士您也帶過很多學生,也給中國整個行業培養了很多人才,(在這方面)您有哪些想法,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陳凱先院士:好,大家都說創新重要,中國過去十多年生物醫藥的發展有了巨大進步,用一句話概括是創新創造了這樣的改革。過去十多年創新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生物醫藥發展格局,人才是這背后最重要的核心因素。像連山一樣,回國推動生物醫藥的創新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常常在報告中講,過去十多年我國生物醫藥發展的標志性現象就是一批海歸學者回國把創新和創業結合起來。他們是我國生物醫藥創新和產業發展的一支戰略性隊伍。這也給人才的培養帶來兩點重要啟發:一是我們要在當今生命科學發展的背景之下,樹立多學科交叉的理念,培養有寬廣視野和知識背景且能綜合運用多學科知識的人才。
我是從藥物化學專業出來的,藥物化學的教材、藥物化學的研究生培養,也越來越突破傳統理念。(藥物化學)會跟生命科學、藥理學、化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和信息科學有非常密切的交叉。現在很多國外編的高等藥物化學的教材、醫學教科書,已經跟傳統的藥物化學大不一樣。它結合了一個藥物發現的過程,綜合性講述多學科知識,這對我們是一個啟發。培養人才,要盡可能有更寬廣的學術視野,有多學科交叉的背景。
我覺得這還不夠,像連山這樣,海外歸來創業、創新很成功的人士。他們不光擁有知識背景,而且還需要懂得怎么組織、運作和領導一個項目的論證、推進,并且還擁有和企業、資本市場互動的豐富經驗。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推動藥物研發、推動企業的發展,這也是一種綜合性要求。今后要能夠培養更多推動研發和產業發展的綜合性人才。很多海歸人才在國外大藥企工作時,不僅做研發還擔任申報新藥等多項工作職能。今后培養的人才要努力適應實際需要。
張連山博士:謝謝陳院士,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中國新藥創新之所以在過去十年迅猛發展,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新藥創新黃金時代”,和大批海歸人才,國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支持,以及在座各位辛勤的努力密切相關。讓我們繼續努力、不斷學習,把新藥創新做好!因為還有很多患者在等我們生產的新藥,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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